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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X国货与健忘症
bastenli 发表于 2008-04-17 09:59:51
最近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很是沸腾
但新瓶装老酒
还是回到了抵制X国货的老路上
据说家乐福为了回应网民五一的抵制
决定其间全场8折
如果是真的
我可要保存好体力到时候去抢购一番了
要达到抵制一国商品的有效途径
归根到底离不开国家行为
单纯的民族感情的宣泄
难免成为当政者利用的工具
近的咱不讲
远的大可追溯到《林家铺子》的年代
为啥咱就这么忘性大呢
所以我建议这次那些民怨沸腾的
还有一直以来坚持抵制X国货的
你们去北京请愿吧
对该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消费税
通过了肯定立竿见影的出效果
说不定也可治愈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健忘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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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第200篇兼声明
bastenli 发表于 2008-04-10 09:13:12
200篇什么的也就算了
我对这种数字没兴趣
声明如下
本blog中涉及的人和事
请不要对号入座
看着玩玩也就完了
我以后行文会多加留意
谢 谢 谢 谢
我对这种数字没兴趣
声明如下
本blog中涉及的人和事
请不要对号入座
看着玩玩也就完了
我以后行文会多加留意
谢 谢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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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 zz
bastenli 发表于 2008-04-09 14:18:33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韦森】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尤其自2002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每年都在两位数以上。
但最近，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均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以至于政府决策机构也调整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把2008年的GDP年增长目标定为8%。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最近也都降低了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期。目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峰已过。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来说，增长速率一旦被加快，其势头总有一种很强的惯性和冲势。近些年，我时常做这么一个比喻：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个GDP高达近25万亿元的庞大经济体，中国非常像一列奔驰在高速铁路上的列车，其市场扩展的动力一旦启动，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很大冲势。就算宏观决策者想要刹车，让它减速，也必须几年方能见效。
然而，一些宏观经济决策人士和经济学人往往忽视这一点，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看作一匹马，以为只要政府扬扬鞭子，它就会快跑；勒勒缰绳，它就能缓步慢行。很显然，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它至少也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惯性。反过来说，一旦增速下降，要想通过一些宏观政策手段让经济再快跑起来，也不可能立即见效。
近些年来，我一直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在中国经济目前的“低发展阶段”（人均GDP才刚过2000美元），有几年甚至十几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
事实上，伴随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如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城乡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没有减缓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等）正不断积累。正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这些社会问题才有所缓和，或被暂时掩盖。在目前法治国家远未形成，民主体制还未完善，一些支撑和维系经济与社会运作的“抽象规则系统”还不健全的社会格局下，一旦经济增速减缓，市场化初成时期所蕴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就会加速恶化。
因此，在人均GDP还未达到三四千美元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不应减缓。否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独特历史文化传统且处于特殊转型期的经济大国来说，在21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将是悲剧性的。
一个更令人担心的问题，在于与国家基本制度结构所密切关联着的财税体制和近些年的政府财税政策。去年，中国GDP增长了10.6%，但政府财政收入却从3.9万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幅达31.4%，近三倍于GDP的年增长速度。而且，这5.13万亿元财政收入还仅仅是我们称之为“第一财政”的政府财政收入。如果把各地政府的收入——也就是所谓“第二财政”以及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算进来，肯定远大于这个数字。
最近，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新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估计，2007年中国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万亿元，占GDP总量的36%以上。另外，2007年财政部还发行了两万多亿元国债。因此，在2007年24.66万亿元的GDP总量中，有1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中，占GDP总量的44%－45%。这些数字实际说明，在近些年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正在急剧增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强大。譬如，在“文革”发生后的计划经济时代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多都在三分之一以下。
政府控制了这近乎天文数字的钱，就得花。如何花？这方面问题更大。在目前中国税收法定的宪政民主政制还未建立，所以政府如何花钱，还不能有效地为纳税人所直接选出来的代表，切实审议并最终投票批准之前，宏观决策者可以依靠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用这天文数字的钱去修高架、建机场、造码头、修建高速铁路，搞一些超大型项目，等等。也正是在这种政府财政体制下，近几年来各级和各地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当然，这些年来，政府在支持“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支出，并全部减免了农业税。但是，相对于31.4%的财政收入年增速和政府财政支出中花在其他方面的钱来说，政府花在上述这些方面的钱，并没有增加多少，有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甚至还在减少。
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各级政府在一些公共事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资，非常必要，这也是相关建设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机。尽管如此，一些政府部门实际上还是觉得有很大一部分钱没地方花。这就出现了一些部委从每年8月开始，就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地方花钱的现象和问题。这种财政体制和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财政预算制度安排中，政府公务开支占整个财政预算支出的27%以上，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比例才占百分之十几。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不能说这是目前诸多腐败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至少可以认为，我们有一个大手大脚花纳税人钱的政府。政府控制着全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政府本身又直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和参与者——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转型期的特殊安排密切关联。
在这样的社会格局和态势中，政府还要继续增加税收，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就值得人们深思了。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在任何经济体制中，真正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往往均是由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推动的；而依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高浪费、高资源消耗和低效率。因而，政府应该考虑把钱留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谋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以提升生产效率、更新设备、研发新产品、提高出口竞争力，有更强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才是一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之道。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和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再对企业增税，无异于“杀鸡取卵”。另一方面，在通胀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增加与家庭与居民消费有关的税收和税种，无疑又会进一步遏制消费和内需。我们必须警醒的是，一些微利的中小企业究竟还有多少发展和生存空间？如果这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生力军”纷纷关门、倒闭或撤离的话，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另外，从目前的实际财政支出构成来看，那些由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大都是资源消耗型的。这势必导致资源高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自我维系，并在实际上部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最终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
因此，总体而言，2008年三倍于GDP增速的政府财税收入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其负面影响不小，且还在不断暴露中。政府财税的超高速增长和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不但在某些方面会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和持续增长的势头和质量，而且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社会财富向一些与权力有密切关联的人加速积聚，等等。其中所潜含的危险性，我们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面对这样的格局，最需要做和最当做的改革措施，就是通过宪法和行政法规，来约束政府财政税收部门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的钱，怎么收、收多少、如何花，都应该由人大代表具体讨论决定，而不是每年投票通过一个整体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就完事。
说到底，纳税人手中要真正拥有制约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权利和渠道，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安排中，要有制约政府部门任意征税和任意花钱的机制。这就是历史上西方人所常说的“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无代表，不纳税）。从现代民主政治的演变史来看，这一口号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在要求纳税人缴税的时候，纳税人就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制约政府如何收税，收税多少，并从而约束政府如何花钱。中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就应该内含着这样的职能和功能，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本文作者韦森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
但最近，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均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以至于政府决策机构也调整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把2008年的GDP年增长目标定为8%。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最近也都降低了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期。目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峰已过。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来说，增长速率一旦被加快，其势头总有一种很强的惯性和冲势。近些年，我时常做这么一个比喻：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个GDP高达近25万亿元的庞大经济体，中国非常像一列奔驰在高速铁路上的列车，其市场扩展的动力一旦启动，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很大冲势。就算宏观决策者想要刹车，让它减速，也必须几年方能见效。
然而，一些宏观经济决策人士和经济学人往往忽视这一点，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看作一匹马，以为只要政府扬扬鞭子，它就会快跑；勒勒缰绳，它就能缓步慢行。很显然，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它至少也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惯性。反过来说，一旦增速下降，要想通过一些宏观政策手段让经济再快跑起来，也不可能立即见效。
近些年来，我一直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在中国经济目前的“低发展阶段”（人均GDP才刚过2000美元），有几年甚至十几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
事实上，伴随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如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城乡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没有减缓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等）正不断积累。正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这些社会问题才有所缓和，或被暂时掩盖。在目前法治国家远未形成，民主体制还未完善，一些支撑和维系经济与社会运作的“抽象规则系统”还不健全的社会格局下，一旦经济增速减缓，市场化初成时期所蕴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就会加速恶化。
因此，在人均GDP还未达到三四千美元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不应减缓。否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独特历史文化传统且处于特殊转型期的经济大国来说，在21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将是悲剧性的。
一个更令人担心的问题，在于与国家基本制度结构所密切关联着的财税体制和近些年的政府财税政策。去年，中国GDP增长了10.6%，但政府财政收入却从3.9万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幅达31.4%，近三倍于GDP的年增长速度。而且，这5.13万亿元财政收入还仅仅是我们称之为“第一财政”的政府财政收入。如果把各地政府的收入——也就是所谓“第二财政”以及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算进来，肯定远大于这个数字。
最近，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新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估计，2007年中国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万亿元，占GDP总量的36%以上。另外，2007年财政部还发行了两万多亿元国债。因此，在2007年24.66万亿元的GDP总量中，有1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中，占GDP总量的44%－45%。这些数字实际说明，在近些年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正在急剧增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强大。譬如，在“文革”发生后的计划经济时代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多都在三分之一以下。
政府控制了这近乎天文数字的钱，就得花。如何花？这方面问题更大。在目前中国税收法定的宪政民主政制还未建立，所以政府如何花钱，还不能有效地为纳税人所直接选出来的代表，切实审议并最终投票批准之前，宏观决策者可以依靠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用这天文数字的钱去修高架、建机场、造码头、修建高速铁路，搞一些超大型项目，等等。也正是在这种政府财政体制下，近几年来各级和各地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当然，这些年来，政府在支持“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支出，并全部减免了农业税。但是，相对于31.4%的财政收入年增速和政府财政支出中花在其他方面的钱来说，政府花在上述这些方面的钱，并没有增加多少，有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甚至还在减少。
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各级政府在一些公共事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资，非常必要，这也是相关建设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机。尽管如此，一些政府部门实际上还是觉得有很大一部分钱没地方花。这就出现了一些部委从每年8月开始，就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地方花钱的现象和问题。这种财政体制和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财政预算制度安排中，政府公务开支占整个财政预算支出的27%以上，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比例才占百分之十几。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不能说这是目前诸多腐败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至少可以认为，我们有一个大手大脚花纳税人钱的政府。政府控制着全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政府本身又直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和参与者——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转型期的特殊安排密切关联。
在这样的社会格局和态势中，政府还要继续增加税收，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就值得人们深思了。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在任何经济体制中，真正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往往均是由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推动的；而依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高浪费、高资源消耗和低效率。因而，政府应该考虑把钱留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谋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以提升生产效率、更新设备、研发新产品、提高出口竞争力，有更强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才是一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之道。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和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再对企业增税，无异于“杀鸡取卵”。另一方面，在通胀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增加与家庭与居民消费有关的税收和税种，无疑又会进一步遏制消费和内需。我们必须警醒的是，一些微利的中小企业究竟还有多少发展和生存空间？如果这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生力军”纷纷关门、倒闭或撤离的话，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另外，从目前的实际财政支出构成来看，那些由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大都是资源消耗型的。这势必导致资源高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自我维系，并在实际上部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最终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
因此，总体而言，2008年三倍于GDP增速的政府财税收入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其负面影响不小，且还在不断暴露中。政府财税的超高速增长和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不但在某些方面会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和持续增长的势头和质量，而且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社会财富向一些与权力有密切关联的人加速积聚，等等。其中所潜含的危险性，我们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面对这样的格局，最需要做和最当做的改革措施，就是通过宪法和行政法规，来约束政府财政税收部门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的钱，怎么收、收多少、如何花，都应该由人大代表具体讨论决定，而不是每年投票通过一个整体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就完事。
说到底，纳税人手中要真正拥有制约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权利和渠道，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安排中，要有制约政府部门任意征税和任意花钱的机制。这就是历史上西方人所常说的“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无代表，不纳税）。从现代民主政治的演变史来看，这一口号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在要求纳税人缴税的时候，纳税人就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制约政府如何收税，收税多少，并从而约束政府如何花钱。中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就应该内含着这样的职能和功能，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本文作者韦森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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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下一场风暴6月开始 zz
bastenli 发表于 2008-04-09 14:12:09
谢国忠/文 总第208期 出版日期：2008-03-31
伯南克用通胀解决资产泡沫破灭问题，会在未来造成严重后果
朋友曾给我一本书，书中详细描述了从前斐济食人仪式的景象——正好能容纳一个人的巨大石炉放在空地中央，一群裹着稻草裙的男子在周围跳舞，两个高大的男子把一个人拖向火炉，人群沸腾了，每个人都眼睛发亮，期待这一石头烤肉的盛事。
贝尔斯登的破产让我想起这一幕。不幸的贝尔斯登被联邦政府和财政部共同拖向火炉，摩根大通则在一旁吧唧着嘴。贝尔斯登，这家87年历史的投资银行，或许有着与食人族受害者同样的心情。如果我是贝尔斯登，我会在路上吞下毒药，如果能让摩根大通消化不良，也许我感觉会更好些。
破产之谜
贝尔斯登事实上已经破产。查过贝尔斯登的账目之后，摩根大通宣布，贝尔斯登资不抵债。当然，摩根大通有低估贝尔斯登价值的动机，但在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眼皮底下，如果贝尔斯登还有偿付能力，摩根大通是不敢谎称贝尔斯登濒于破产的。
很多人称，贝尔斯登倒台是由于银行挤兑，安然倒闭时他们也这么说。这种说法似乎暗示银行的挤兑行为是错误的。但其实，这是用错误的因果关系误导大众。当贝尔斯登的客户怀疑它要破产后，挤兑才开始。事实证明市场是正确的。当凶手被判死刑，不要责怪刽子手，怪凶手自己好了。
那么，现在有多少金融机构像贝尔斯登一样面临破产呢？
贝尔斯登的例子显示，金融机构的资本会计核算一点都不可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规定，商业银行的权益乘数最高只能是12（即总资产是股东权益的12倍），由于投行不受国际清算银行监管，其权益乘数可达到25－30。由于大多数全球银行都有投资银行部门，它们的权益乘数不止12。此外，加上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表外工具可以自由使用，银行有效资产是无法衡量的。
高杠杆使得金融机构极易破产。如果某一投行的总资产是股东权益的30倍，一旦价格下降3％，股东权益就要化为乌有。而市场一天内就可实现这种波动。当然多数银行都会声称，它们有非常复杂的风险控制工具。其中最常见的就是VaR（Value at Risk，在险价值，指一定时间内、一定置信度下投资者的最大期望损失）技术。多数大投行的平均每天在险价值大约是1亿美元。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完全丧失了可信度。银行动辄几十亿美元的损失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其他银行也使用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的估价方法定价的话，更多银行可能要破产。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贝尔斯登倒下去了，而其他银行安然无恙？
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银行资不抵债都会破产。银行特许权价值赋予银行赚取垄断利润的能力，这对一些银行来说非常重要。平均来讲，金融机构的市净率为2。即使银行的有形资本是零，银行特许权价值仍然有效。市场通过淘汰经营状况差的金融机构来减少产品提供者，从而增加了留下的金融机构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垄断利润）。即使留下的金融机构技术上来讲是破产了，但它们的经营收入还是可以清偿债务。
“英雄”现身
将贝尔斯登并入摩根大通的过程中，美联储改变了以往支持证券市场的方式——它开始为投行这样的非商业银行提供贴现，并接受住房抵押债券作为抵押品，从而稳定市场。美联储吸收住房抵押债券，作为交换，投行获得了现金。
美联储称，它会对这些抵押品的价值打个折扣，因此今后是由美联储而不是市场来主宰投行的命运。折扣多少是由裁判员——美联储决定的，并且会受美联储预期的影响。当美联储继续用同样的方法挽救下一个投行，其结果将是美联储持有大量不良资产。所以美联储是在把坏账国有化，从而换取市场稳定。
贝尔斯登的倒塌是信贷泡沫开始破灭的里程碑。如果美联储允许清算贝尔斯登，那么标志着熊市已经触底；投资者会清楚大量非流动性债券的真实价格。也许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投行破产。但是调整的过程可使信息变得透明，并且重新树立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相反，美联储使其他投行避免了流动性不足的压力。投行可以逐渐用收入注销坏账，就像日本银行当年采用的方法。每个季度收入报告都会有坏账被注销。危机暂时平息了，但是调整的时间被拉长。
风暴将从投行的流动性问题转移到其他领域。美联储可以解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但它不能阻止资产价格下降，以及房屋抵押贷款和房地产建设贷款的违约。无论美联储增加多少流动性，金融体系损失了大量资本就意味着银行要收缩信贷——这是大衰退的预兆。美国两千万个家庭将看到他们的房屋价值下降，甚至比抵押贷款价值还低。于是他们会违约，把房产还给抵押银行。同时，一旦房地产市场崩盘，3000亿美元房地产开发贷款也会出现违约，大批贷款不能偿还。到时，金融机构将不得不注销资本，并且停止逐渐注销坏账的游戏。此外，风暴中心会移到地方小银行，因为它们的房地产贷款占资产比重很大。这些银行倒闭会导致另一波恐慌。再等一两个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情形。
美联储似乎企图解救每个人。它阻止市场出清。因此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美联储当裁判员的好时机重估它们的资产价值。当地方银行出现危机，即便它们应该像贝尔斯登那样破产，美联储为稳定金融系统也会阻止它们清算资产。日本调整持续了十年，是因为日本政府没有强制银行清算不良资产，而是允许银行用经营收入逐渐注销不良资产。这一渐进路线曾在相当长时间内使得日本信贷紧缩，经济增长停滞。美国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美联储在最近一次降息时，又谈到降息对通货膨胀有不利影响，但我仍然确信，美联储是想利用通胀减轻债务，缓解调整带来的痛苦。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拥有16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对美国人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那些美国中低收入者，他们处于净负债状况，通货膨胀会改善他们的处境。惟一能阻止美联储的，是外国投资者现在就卖掉美国国债。这样一来，债券收益会上升，从而提高美国长期融资的成本。
迄今为止，外国投资者，主要是外国的中央银行，正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资产贬值，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美联储没有动力去改变政策。渐进路线在慢慢挤出信贷泡沫的同时，会留出时间让通货膨胀去减少负债成本。所以，美联储有足够的动力去解救每一个人，并妨碍市场出清。另外，美元走弱会刺激美国出口，那意味着美国将向全世界输出衰退。
美国得不偿失
美联储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伯南克本人信念的引导，而非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大多数美国精英都支持美联储拉长调整时间并减少负债成本，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不够吃苦耐劳，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另外一些人认为，美联储这种政策是由于伯南克担心20世纪30年代的“债务通货紧缩”（debt deflation）重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批评，美联储在上世纪30年代衰退时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当时，大量银行破产，引发了资产贬值和破产清算螺旋式升级。而伯南克在很久之前就总结道，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应往金融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美联储现在的做法部分反映了伯南克的信念。
今天的灾难源自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信念，他受到了过多本不该属于他的赞誉。许多人都相信他有神奇的力量，简单说几句话就可以鼓舞市场信心。但实际上，他是泡沫的始作俑者。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抑制了高收入国家工资的上涨。因此，通胀对货币量增长的敏感度下降了。对此，中央银行应该允许价格下降。例如，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就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整个世界和电子业情况类似。但格林斯潘以稳定价格为名义，增发了很多货币，以抵消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价格下降趋势，这导致了1999年－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以及后来的资产泡沫。总之，格林斯潘的魔力来自罔顾低通胀环境、大量印发货币的政策主张。他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指责。
伯南克用通胀解决资产泡沫破灭问题的主张，则会在未来造成严重后果。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通货膨胀现在对美国来说就像是免费的午餐，因为它减轻了美国人的债务负担，并转嫁给外国人。但是，与美国经济政策信誉受损和美元地位受到威胁相比，短期收益真是得不偿失。
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经失去了制造业。目前它的竞争力集中在研发密集型行业，如国防工业和制药业，以及像金融和娱乐这样的服务业。金融业可能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部门。它使美元保持全球贸易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在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形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而使美国得到的收益占其GDP的3％。美元的特殊地位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多达10万亿美元的价值。但是，美联储的政策将会破坏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的长期损失要超过它在短期内转嫁债务获得的利益。
由于美联储给投行（多数大商行都有投资银行部）注入了不计其数的流动性，信贷危机的战场转移到了地方小银行。它们受房地产行业价格下降的影响最大，单房地产建设贷款就超过了3000亿美元。一波接一波的房地产商违约现象很快就会出现。未来三个月内，美联储必须决定是否解救这些银行。如果这些银行清算资产，资产价格的下降会传导给那些持有类似资产的投行。当然，美联储会允许这些投行用不良资产作为抵押品从它那借钱，从而变成坏账国有化过程的下一个步骤。
资本损失之外，金融业还可能出现业务缩水。20年前，金融业只有5％的利润是来自上市公司的业务，今天这个数字最高可达40％。在格林斯潘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金融业可从资产泡沫中挣到很多钱。但当世界经济重现通胀，泡沫就变得难以维持。因此，金融业可能要缩减一半或一半以上的规模来适应新的商业环境。
2000年－2001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之后，生产能力过剩成为金融业的一个严峻问题。当那些过剩的金融从业者自己创业之后，信贷泡沫就出现了。金融业规模迟迟不能缩小，是产生泡沫的重要原因。清算的一天终于到来。摩根大通只会接受贝尔斯登的一小部分业务，其他部门都会被裁掉。大的商业银行将退出十年前进入的投资银行业，投行将出现并购。简而言之，华尔街之痛才刚刚开始。
由于美联储采取政策稳定了投资银行的财务状况，金融市场的表现在4月甚至5月都会得到改善。我预测，下一场风暴将在6月左右开始，届时，美国地方银行将开始破产清算。
至于黄金，其吸引力与股市是负相关的。当股市像现在这样恢复平静时，黄金价格就会下降；当股市又经历暴跌时，黄金价格将重新上涨。■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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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运动大劲儿了
bastenli 发表于 2008-04-07 11:12:41
周五早上
公园慢跑
周六下午
温水游泳
周日下午
人工草皮足球
结果就是
老子被彻底玩儿残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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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恋人
bastenli 发表于 2008-04-03 13:26:28
题目来自陈绮真的blog
也许跟我写的风马牛不相及
但还是很喜欢
时隔多年之后
我又被日月光华全站了
15天
内心真是充满了感激
因为最近上班都没干啥正事
fulltime关税了
现在强制性的收收心
感谢站务同志
以前提过公司里的fudan化学小朋友
1在公司混得不大好
惹了一些人
在我跟wosuoyuye讲这事的时候
她居然一反常态的
一定要我承诺在能力范围之内好好保护化学小朋友
搞得我一度怀疑她曾经在大学时候暗恋过化学男
就此才爱屋及乌=.=
最近的主题是 兄弟
6年的中学同学来上海出差
昨天被我从5号线尽头叫来吃饭
玛满矿+甜品+新天地
聊了很多
干了些ws的事
包括但不限于搭讪艳妆鸡尾酒女郎未果
回家
继续练我的无双大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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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